我在福利院生活40年

李一小小 · 发表于 2023-6-29 09:54:30

本帖最后由李一小小于 2023-6-30 10:09 编辑

第一章、我们的新家

我真实的名字叫李洪喜，因双腿不能行走，现仍住在呼伦贝尔市福利院内生存。我没上过学，写得不是太好，不会有着那么多的跌宕起伏，可这都是我在福利院40年中的真情实感。这的生活虽不是能很随意，可我们这绝不是社会上所说的个别一些养老机构中的那样不堪。我将用文字来给您展现这里发生的故事，这里的变化与发展。

1980年6月份里的一天，我与小妹唯一的亲人——平时身体就不太好的母亲离开了我们。没什么先行到来的任何一点点预兆，只是后背倒到了家中炕沿儿便在一会的工夫而离开我们两个不经世故的残儿小女。

母亲亲手种下的那些盛开的各色花朵仍在夕阳的余辉下随着些许冷风慢默地摆动着，而小院内的人们在我眼前无声地忙碌着，一切都在这有着朵朵白云的天底下变得有些木讷、伤痛中的茫然。

12岁的我坐在木栅栏门旁边，茫然地看着人来人往，眼里已经不再有泪水，也不知道以后将会有怎样的生活，我自己也不想去想日后是个什么样子。

三叔和周围的人们一直在我家土屋内外忙碌着，期间也有邻里的正常说笑，一副自己不在乎生死也不把别人生死当事看。

突然，一名穿着蓝色大褂的阿姨从人群外面挤了进来并蹲在我的面前：“孩子，到阿姨家住好不好？”低沉的声音从我眼前这张烫着一头卷发并有着刚刚抹去泪水的圆脸上面直接传到了我的耳朵中。我只是摇头并没有说上几句话——因患儿童麻痹后遗症我双腿软软的不能走路而没有机会去学校上学，而在心里上我也是一个不成熟的少年，在本应说上几句感谢的话，那怕能知道她的名字也好，可我现在也不知道她的名字。

其实她只是与母亲能聊上几句的一个善良又有着工作的女人。我记得我在能走路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比其他孩子得这种病是要晚一些，7岁才让我与同龄的伙伴失去玩耍的能力，也就是头天晚上看完那场《红湖赤卫队》的第二天——还到过她那个食品公司拾过地上的小鱼，也为了和小伙伴们玩开枪打仗的游戏而在她那个柜台上抢过包装纸用来叠军帽。我们那时就是一群别人不会放在眼里的“小混混”。自从我患病以后就再也没有进过离我家相望仅隔着一条大街的食品公司。

而现在我家胡同中的人们大部分是些看客而已——我们这个小镇上的人们是非常愿意热闹的，无论什么只要是日久不见的事情都会有人上前看个究竟，不然在闲谈时他们就好像没追赶上时下的话题而被别人视为落伍。小文化时代的小镇子和一群亲切中带有地俗的人们。

因为管着的我们这个地区的那个福利院没有完成扩建，我和小妹就这样坐上从母亲生前那个村，由三姥家那个二哥来接我们的马车走上了一个下午回到了母亲出生的那个农村住了六个月。期间我又进一步认识了我曾在5岁时来到这认识的一些长辈，而农村对我来说仍是个新鲜的地方：我对这的菜地好奇，我对这里劳作的人们好奇，也对一家杀猪四邻帮忙后的大伙聚餐中的热闹景象有着至今都难忘却的情怀。在这里你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迷信中的传说。这里有我们那个镇子上见不到的乡村文化。而这个村子里的人大多数的乡亲要到我们镇子上办事，几乎都到我家去住。因为70来公里的路程谁当天来也无法当天再回去，那时的路和交通工具都没今天这么先进，到我家能给这些人省下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可那时人穷得到我们家时连一块糖也不会带给我和小妹，可母亲是要脸的人，生怕姥爷在村里被说嫁进小城就不再认乡亲了。母亲活着时我们家就是这个村里免费的旅店，老的、小的、男的、女的，不时三俩来我们这做客，那时人们出来一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电话有事只靠着书信或来往的乡亲传告一声，每年的姥爷都要亲自背上两大的老式帆布军用提包来我们家两趟，秋天时让我们能吃上鲜玉米，沙果和蚕等让我们两个小孩解上一阵子馋；年底两个包内会有自家杀的猪肉和姥爷家那独特风味的黏豆包。这些物品让我们一家三口在过年时就少花上一些我家有限的那点子钱。我从小就能够感觉到姥爷这个村的亲切，今天来到了这里也让我倍感亲切。

每日只能坐在炕上的我看着三姥一家人内外的忙碌，听着人们讲着村里村外的故事，当然也会着让我非常想听，但屋内一个人回想就害怕的鬼怪神仙传说，及更感兴趣变异的历史人物传奇。老人们能把这些事说得非常认真、煞有其事，让我这个没有进过学校的人是深信不疑。

那时没有电视，看场电影是不知什么时候的事，从广播中听地方戏，歌曲，评书等节目便是村人最大的娱乐享受了——其实我们小镇上的人们的生活也大多如此，而我家是连一部收音机都没有的。

农村三姥家是有收音机的，我会跟着一群人在一起按时按点、有时是与村人们拥挤去收听最吸引人的评书。《杨家将》、《岳飞传》、《隋唐演义》中的人物最先占据了我的大脑，我也相信他们就是历史真实存在与发生过的一个个事件。

在一个冬日的夜晚我和小妹又告别了那个感觉这片较为亲切的土地，坐上了一辆不知能开到哪里的吉普车走出了这个村庄。很快，我们与另外五个老人和两名民政工作人员从齐齐哈尔乘火车奔向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陌生名字的城市：海拉尔。深夜中我没有一丝丝睡意，而我们一行只有我在过道中独自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看护着其它的行李，这儿能看到人们用铁锹向锅炉中添煤的画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了火车的样子，并坐着出了这么远的门。只是这一路我几乎没说上几句话，如一个傻子般看着眼前的一切。当时我是并不知道将去的那个城市的名字，大人们也没人说到它。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地名，因为以前我都没听过大人提及过这些地名。我们这个小镇上的人们平时说起的都是身边的城市名称，以前没人会提到我要去的那个城市。我们生活的地方的人们就是个实在，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是很少提到的。在我们的脑海中最亲切的城市名称是北京、齐齐哈尔和龙江县，就连听到我们所熟悉的广播都是这些名字，那时我们家也很少见到本地区的报纸。

我们一行9人于10点左右到达了这个蓝天下仍被雪雾包裹的城市：海拉尔市。其实它更像一个大的集镇，人口稀少房子也不是太多，楼不高更不多，并全都笼罩在白色世界之中，连马路也是如此了无颜色。我们在火车站坐上了一辆驴车，连行李带人一起好像在不知方向那条并不宽阔的马路上向前行走着。在阳光穿不透这看起来又四周星星闪光耀眼的雪尘茫茫的包围中慢慢向前走着——因这里有些路不是南北或东西走向。没有天上太阳的参照是会让你真的找不到北。

接近中午时分，驴车在雪雾掩送下走了十公里左右的路程，终于在来到了一片红砖房子前停了下来，到了呼伦贝尔盟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福利院（当时这所新房子内有85张床位，处在收人阶段，没有住满。其它不多的房间是值班室和库房。）。人把我从钉有防寒毡的前门背进了这一长溜的大房屋，顿时便感到了热气迎面而来的温暖。

不想11岁的我在这个福利机构一住就是40多年，距此三百公里外的那个岭南故乡小镇成了我再也回不去的乡思。

那两名工作人员走后，我与6岁的小妹住进了这条长长走廊左侧的3号房间——从前门进去左侧8个房间有7个是准备接收孤儿们用的，而相对右侧一大部分是老年人住的，只是把头的9号是医务室——室内用红砖铺成的地面，四张4条腿的木床和两个小木柜。东西不多倒也整洁，只有木柜可放些杂物。

院里的服务人员对我们的到来都非常热情，不时会给我们备下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这些护理员多数都是刚刚进院参加工作，大多均在十七、八岁的年龄，也是群活泼好动的大孩子。其中一个较胖的年轻小伙见双腿这样便开口问道：“你双腿不会走路，平时是怎么外出的？”

当时仍不懂人情世事毛头好胜的我说：“我比你走得还快呢！”一个用双手走路的人能走得多快。他笑了笑便忙着去食堂拿碗为我打饭去了。没一会，他笑着从食堂端着两个较大的白瓷碗走进我的房间，一个碗内盛着两个冒着热气、雪白的大馒头——馒头的质量很好，一点也不比从饭店买来的差，另一碗里有着大半碗的土豆炖白菜，味道吃起来也不错。小妹那份饭菜也有人给送到了我们的桌子上。

因是冬季的寒假（那时只有一个孤儿）这里此时一天吃两顿饭：早9：30，晚3：30。当时吃饭上定量的，两餐时每餐两个馒头，一碗菜。而我们正赶上开下午饭，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如这热气腾腾的饭菜，用有温度的笑容把我和小妹安置了下来。那时几乎我们这里的每个独立的房间都没有一个钟表之类的东西，想一眼就知道现在是几点钟的东西只有外面那不是明朗的太阳，就连走廊和那个大的餐厅也是如此。所以在开饭时就有了一个比较原始的方法让人们知道现在是开饭时间：炊事员把饭做好后，到了时间就站在走廊尽头的餐厅门口来上一声：“开饭啦！开饭啦！”那声音能从这个长长的走廊瞬间传遍整个空间，包括对面那段拐弯处的五个房间也都能知道这是开饭了。原本还是静静的、有些深幽空旷的走廊中马上会有些嘈杂了起来：老人、孩子和为病员打饭的工作者都从各自的住处纷纷一起拥向餐厅。

而坐在餐厅内的老人们也都静静地吃着各自碗内的饭菜，即使是好不容易能吃上一顿能解馋的、数量可以的肉类也因为兜里没多少零钱去喝点小酒。那时我们这类人可能大多都穷的也没有喝酒这个习惯，如果你到老人们的房间几乎是找不到酒杯的，我们只在吃上满足就感到非常好了。我记得当时只有一个姓李的，也只有一只眼睛的老人能喝到一些白酒，其它酒类你当然连过年时也是见不到的（当时我当然不会喝酒，只是用看见的这种状况说明那时的生活），但他喝这种酒也是初一十五的事。后来院里仿效学校的做法用电铃代替了人们的喊叫开饭的时候，因各个人喊起来音高和体力都是有所区别，你一天值班时一声“开饭啦！”声音传不到老人的耳朵当中时，在加上一些老人有着耳聋的毛病，或是一觉睡过了头，他就有可能就会漏掉一顿饭。当时有个炊事员因声音洪亮被我们给了一个很形象的外号：“大喇叭”。这么多人到食堂吃饭，一个两个没去是比较正常的，因做饭的师傅不知道你是否是病在了寝室，或有人替你把饭打到了你的床前。食堂的人员把做好开完就会把门上锁回家了，你过后再找他们就没用了。这个安装在走廊中间的、刺耳的电铃大概响了两年左右就不用了。

入院时满院加上我与小妹也只有三个孤儿，一个叫孙德的大男孩与老人住在一起，是我半年以后才见到他。另外三个已经长大的孤儿因原来都生活在本市，在我们来到这里时也都在本市分配到了工作，我们后来的孤儿一直也没见到她们几个。

为了我们的安全，这里的工作人员下班后把我和小妹反锁在所住的房间里，里面放一个白色痰盂当作便盆。其实每个晚上都留下一个职工值班，9点左右要查一遍房，让你感到这里永远给你一种感觉，这就是那种住旅馆的感觉。虽然这里看不到连环画、或其它任何一本带有文字的书籍，更没有收音机了，整个院里有台黑白电视已经坏了被放在库里。可冬日这样的日子过的仍然很快，眨眼间就从我们来的12月8日过到了12月份20几号的时候（当时我身边没有日历类似的东西），我们这里突然热闹了起来。三三俩俩的孤儿们从这个盟所管辖的区域来到了这个大的家庭，也带着各自不同的悲伤和故事聚在了一起。不论大小、无论你是什么民族（我们这可以说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除了一些大的民族，还有从全国来说的三少民族（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都是我们孤儿中的一份子），到了这里都会自动地融合在一起，彼此不会有太大的距离，都会把心底那些不想跟外人分享的故事讲给彼此。只是我们那时都是一群孩子并不十分关注各自多彩的传统文化。